sejarah kota Medan

棉兰的历史

日里烟园的开发与契约华工的血汗

印华文坛前辈沙里洪先生遗作

 

『在1863年代,居住在「老武汉日里 Labuhan Deli」地区的村民只有大约1000人,其中有来自印度的吉宁人和非原住民将近100名,而华族人士才有二、三十名』。 这是当时英国殖民地统治者莱弗氏派遣到老武汉调查当地人口与土特产贸易的使者所描述的报告。

 现在看来,上述报告只是「走马看花」而已,因为根据另一份资料证实,3年之后(1886年),已有一位华人、「雷珍兰」(荷兰殖民地时代政府所委任官职)张耀轩在老武汉担任华人事务官。 由此可见,当地华人居民当然不止二、三十名,否则无须委任华人官员。

 另一事实就是1886年在老武汉已建立起信奉观音佛祖的"寿山宫",而建宫时所立碑石,刻写着早此30年(大约1856年)已有"唐人到幼里(日里)",可见华人到"日里"的足迹更早于"日里烟园"开发之前。

 那位由老武汉日里苏丹手中取得特别优惠土地租借权的荷兰人尼恩赫斯( Jacobus Nienhuys),在开始的一两年,他的「宏图大展」计画发展得并不那么顺利,因为生活在当地的大多数马达加罗人,都受雇于各处拥有种植地的小农园主而不想轻易离开。

 基于这种困难,这位急于求成的「大头家」便转而实行向外招聘"苦力"(Kuli)的计画,不惜花钱从爪哇运送一批批青年男女,凭一纸「契约」Kontrak)把他们拖进了「能进不能出的老虎坑」。 然而由爪哇雇用来的劳工并不符合「大头家」的意愿(毫无种烟经验),因此他又想到从外国寻找有力气干活与刻苦耐劳的劳工。 于是开始从槟榔屿(今之槟城)招募吉宁人(印度籍)和一些华籍劳工。 再後,这位园坵主更派出人马到香港和汕头去哄骗年轻力壮的华人劳工「过番」来「日里黄金窟」发财,并允许南来的劳工可以先借一笔「安家费」,这让那些想「发财」的不识字劳工,一批批与园个中国原则,落入了离乡背井开荒辟地种烟叶的陷阱。

 经过几年辛苦经营以及千方百计役使廉价劳动力,「日里烟园」的「小王国」逐渐巩固起来。 当初那块面积不小的园坵,是在相距老武汉五六公里通往"半路店"(Titipapan)再过去的地段准确位置为穿流过半路店的日里河对岸地区。 当时,那一带尚属于荒野,那块长达二,三公里,宽也是二,三公里的土地,由半路店延伸到哥打芒昆(Kota Bangun)地界。 这位野心勃勃的荷兰人,为此把家也安置在烟园里,形成了权力无限的「园坵大头家」。

 老一辈华人都知道,「半路店」之名源于其位置正好处于棉兰到勿老湾海口的半途中,距棉兰和勿老湾均是11公里。 若由老武汉到半路店,则只有五、六公里,由半路店到哥打芒昆仅两、三公里。

 在日里烟园兴旺发展的年代,半路店聚居了越来越多华人居民,他们中有些人做起小生意,在园坵「发大粮」与「发小粮」的好日子,贩卖日用品给园坵工人,赚取小利。

     然而,这位荷兰青年尼恩赫斯虽然有漠柏兰比腊地方头人、号称「拉督」的协助,并为他找来一批当地劳工,但本人却毫无种烟经验。 于是他只好亲自到槟城,通过当地一位爪哇籍哈夷,招收到数十位劳工到日里烟园。 可是,这些新来的爪哇籍劳工不太听从他指挥,因此只好采用种植多少棵烟苗来计算工资,以此来偿还先前支借的安家费。

 结果这位园坵主第一次收获的日里烟叶只有350捆,由老武汉出口运到槟城,再转口运到荷兰的涵塘,其售价每半公斤48仙荷币。

     不久由槟城找来的爪哇工人合约期满,尼恩赫斯又再到槟城寻找华族「老客」(曾有种烟经验者)。 而这位「大头家」也在1865年迁移到日里河畔的马杜邦地方,租了一间民房安居下来,更方便监管种烟工人。 当时他只拥有马来劳工23名,以「日工」支酬而与他立有契约的华族劳工,却多达88名。

 这位园坵主第二次的烟叶收成已达到389綑,而且烟叶质量更佳,每半公斤可卖149仙荷币。    

这位「大头家」于是把烟园面积再扩大,以为可以赚大钱。 结果却因人力不足,照顾不过来,亏损了六千荷盾。 这次遭遇也使尼恩赫斯被他在泗水的荷兰农园老板撤了职,调回老家去。 (以上叙述时间前后夹会随着时间)

 继他之后,换了两位管理日里烟园的"大头家",直到1872年山德勒斯(L.A. Sanders)上任,这才走上好运,连续5年好收成,共赚取了六万荷盾。

至于被撤职的尼恩赫斯,回到荷兰后遇见了燕逊(PW. Janssen)和格林明(Clemen) ,三人合伙凑足资本一万荷盾,再度重来日里。 这次他照样有日里苏丹支撑,不必租金取,得日里河与浮鲁卒河(Sungai Percut)之间的大片土地,其面积由甘邦马巴尔(Kampun Mabar)到老日里(也依照福建话口音译作日里大)地区(DeliTua),使用权长达99年。 这一回真的是发达了! "燕逊从本国的"荷兰银行"取得大量贷款,又筹集到30万盾资金,成立了"日里洋行"(Deli Mastschappij) ,由他担任经理。 接着从1875年开始,资金继续扩大,由50万荷盾增加到1889年的400万荷盾。 资金的倍增当然跟日里烟园获取大量利润分不开。

     最后接任烟园管辖大权的,是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格里麦斯(Cremees)。 他由1871年开始掌权,有计划地向槟城,甚至远至中国汕头、香港各地区,招募大量的华族契约劳工,带进了日里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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